其次，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大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

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同所有的公司一样，她拥有三大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及利润表。把这三张表合并成一个大资产负债表，我们会发现：1.右边负债方考察的是这个国家的融资能力，包括国内市场的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也包括国际市场的FDI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融资，同时还包括合并三大表之后的经营性收入，分为劳动者报酬收入、政府收入（生产税净额）及企业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

反之，如果资产价格处于下行通道，负债能力不仅同步收缩，而且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出售资产，杠杆率的放大功能使资产价格以更快的速度下跌，资产负债表同步被动收缩。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确认三个事实：城市化率超预期、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超预期、人口东进趋势接近终结。通常，无论何种融资方式，负债融资之后的资产表现形式为现金，这个国家可以将现金配置于基础设施，也可以配置于房地产，或者存货，最终目标是使负债方的现金进入项目与资产方的现金流出项目互相匹配，并略有盈余。其二，房地产价格上升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金收入两者相互推动，不仅使得地方政府可以用不断升值的土地为抵押直接获取银行信贷，而且土地出让金作为存款，成为进一步扩张银行放贷能力的来源，最终结果是M2的扩张。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城市化所带动的资产价格扩张及M2创造机制也将趋于弱化。

其三，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终结，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那么未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将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将面临下降。假定届时中国的进出口依存度没有根本变化，即十年后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仍是2%，而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7%左右。

而从深层次看，若真的出现全面经贸战，中国对日本并无绝对战略优势。如果中日全面开打经济和贸易战，中国有几成胜算?标准答案其实很难找到。可见，扩大内需，不仅是中国经济结构改善和长期增长的需要，也是推动亚洲经济一体化、增加亚洲各国对中国经济依存度、提升中国在亚洲经济中的战略优势的重要手段。考虑到日本等国可以将工厂搬离中国，它们对中国的中间产品出口，也可以随之转移到其他国家，中国对亚洲各国的经济战略优势将会受到较大影响。

如果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国内最终产品市场的成长，则中国可通过扩大进口，提高亚洲内部贸易比例和各国对中国经济的依存度，中国在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不对称绝对战略优势，亦将逐步成为现实。过去十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增长率就比日本年均高15个百分点。

2010年中国名义GDP首次超过日本时，是日本GDP的1.07倍，2011年中国GDP相当于日本同期GDP的1.23倍。2011年中国对日本出口1483亿美元，约占中国当年GDP2%，日本对中国出口1620亿美元，约占日本当年GDP2.7%。殊不知，赶出日本在华企业造成日资损失的同时，也会令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员工失业、相关中国企业受损。这很像美国在美洲的角色。

中国打喷嚏，亚洲就感冒，为各自利益最大化考虑，亚洲各国宁愿中国稳定和谐，而不是动荡易怒。亚洲各国目前的相互贸易，主要是中国从亚洲各国进口中间品进行组装，然后向欧美出口最终产品。可见，在当前中日经贸关系中，中国如果想以经贸制裁来压服日本，恐怕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下策。如果按这种增长优势再发展十年，中国的名义美元GDP将达到日本的5.6倍。

未来中国经济的成长，很难再依靠出口的快速增长，而要依靠国内需求的持续扩大。这种模式主导下的亚洲经济一体化，使得亚洲各国对相互贸易的实际依存度，低于表面上的内部贸易数据。

中国如能对日本能建立如此大的经济战略优势，则对经济规模更小的其他亚洲国家将更是如此。如果亚洲经贸一体化程度提高，亚洲内部贸易占其国际贸易的比例能够达到欧盟的程度，在上述相对GDP规模和总进出口依存度不变的情况下，中国对日本的出口占中国GDP的比例将达4%，日本对中国的出口占日本GDP的比例将达14%

虽然到目前为止并未明显看到企业利润率的下滑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部分对冲了劳动力成本上升的风险，但人口结构变化会对原材料、农产品和大宗商品价格产生冲击，这是导致企业利润率和收入下降的最大风险。其三，间接融资占主导的金融体系决定了银行信贷成为M2扩张的渠道。针对此，宏观调控既要防止过热，又要防止过度紧缩带来的硬着陆风险，这客观上使得政策的变换频度会明显高于以往，从松紧度的把握来看，松的度与紧的度都不能太大。一直以来，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特别是地方政府的GDP激励机制是吸引大量FDI进驻的关键推动力。其三，房地产市场高速发展期的拐点已过，特别是针对高收入群体的中高端住宅建设活动将面临需求不足的压力。政策含义其一，经济周期波动可能短期化，经济过热与硬着陆之间的切换更为频繁。

把这三张表合并成一个大资产负债表，我们会发现：1.右边负债方考察的是这个国家的融资能力，包括国内市场的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也包括国际市场的FDI直接融资和证券市场融资，同时还包括合并三大表之后的经营性收入，分为劳动者报酬收入、政府收入（生产税净额）及企业收入（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人口老龄化会限制杠杆率的放大功能将中国整体作为一个资产负债表来观察，该表资产方扩张的机制在于杠杆率，是资产方的膨胀决定了负债方的跟随式膨胀，这个膨胀机制有三个关键环节：其一，出口部门创造外汇资产，这成为基础货币投放的核心渠道。

但据观察，外汇占款创造基础货币的效应自2004和2005年之后开始逐步削弱，这与中国跨越刘易斯拐点，至少是35岁以下核心劳动人口在2003年达到峰值的时点非常吻合。地方政府所获得的GDP高增速、出口部门所创造的外汇资产、房地产财富积累以及各种为生产活动而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则是主要的资产形式。

2.左边资产方考察的是这个国家的投资配置和获取投资收益的能力。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原有投资模式的配置效率下降，从而使增长的潜在速度面临实质性的下行风险：其一，与城市化快速推进、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去十多年相比，即使中西部仍存在较大的基础投资需求，其需求扩张的速度也不及过去的十年迅速，因此，许多在建的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可能并非资产配置的最优选择，例如在非发达地区建机场、在人口相对较少的地方建高速公路等，其投资效率将会有所下降。

在潜在增速下移并存在周期性过热的时候，如果叠加逆周期的紧缩政策，经济在短期内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也更大。其三，未来中西部城市仍存在较大的城市化空间和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但能否成功承接东部城市完整的产业链尚不确定，其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提升也难以重复东部的路径，房地产价格难以重演东部和发达城市的上升速度，因此FDI留驻中国的潜在收益率面临下降的可能性。另外的50%用于商品生产，以满足出口和国内的消费需求，这些大规模的投资活动带动了对国内钢铁、水泥等资源的需求，由此形成了所谓的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其二，出口部门迅猛扩张的黄金期已过，将大量劳动力等资源配置于劳动密集型出口制造业的效率会逐步降低。

事实上，2011年的银行信贷规模并未出现实质性压缩，银行间市场利率也已回落到合理水平，为什么实体经济感受到的紧缩程度与政策松紧度之间出现如此明显的背离？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约束条件已发生明显变化，目前的经济增长能力与2007年相比已明显弱化。随着融资约束的强化、投资效率的降低以及杠杆放大功能的弱化，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回落将表现为逐步、逐级动态下行的过程。

二是银行信贷内生创造M2机制将弱化。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股份制有限责任公司，同所有的公司一样，她拥有三大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及利润表。

其原因，是人口结构变化与周期性紧缩政策的叠加在造成资产方扩张能力下降的同时，也同步影响了负债融资的能力及杠杆率的使用空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人口红利的终结，如果不存在明显的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那么未来劳动者报酬在收入分配的占比将逐步上升，而政府和企业收入将面临下降。

过去十多年，我国基础货币的扩张源于充裕劳动力资源集中于制造业和出口部门所创造的外汇储备及外汇占款。人口老龄化将降低投资收益如果将中国视为一个公司，那么这个公司资产配置的主要渠道分别是：基础设施投资、重工业投资、出口部门的制造业投资以及房地产投资。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的角度看，一个经济体稳态水平时的潜在增长率取决于负债融资能力、投资配置效率及杠杆率的使用空间。这意味着FDI留驻中国的投资收益将逐步递减，因为：其一，刘易斯拐点之后，FDI所享有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将走向终结。

国家资产负债表所决定的潜在增长率很可能已下滑到一个新的平台，如果政府和国有企业主导的投资模式继续将有限的、成本已上升的资金配置于原有的传统领域，每获得一单位固定资本形成所需要付出的劳动力、资源、资金代价会更大，实体经济更容易表现出过热的特征。如果中国未来几年的城市化进程和中西部产业转移速度低于预期、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率降低、房地产价格下滑，那么FDI存量资金存在重新配置、小部分资金流出的可能性。

二是FDI存量资金的退出风险。通常，无论何种融资方式，负债融资之后的资产表现形式为现金，这个国家可以将现金配置于基础设施，也可以配置于房地产，或者存货，最终目标是使负债方的现金进入项目与资产方的现金流出项目互相匹配，并略有盈余。

其二，政策松紧度的变换会更为频繁，结构调整酝酿新的动力。然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基本确认三个事实：城市化率超预期、人口结构老龄化速度超预期、人口东进趋势接近终结。